002. 遵议大礼疏正月二十八日
奏为遵旨敬谨详议事。
正月十六日，皇上以大行皇帝朱谕遗命四条内无庸郊配、庙祔二条，令臣工详议具奏。臣等谨于二十七日集议，诸臣皆以大行皇帝功德懿铄，郊配既断不可易，庙祔尤在所必行。直道不泯，此天下之公论也。臣国藩亦欲随从众议，退而细思，大行皇帝谆谆诰诫，必有精意存乎其中。臣下钻仰高深，苟窥见万分之一，亦当各献其说，备圣主之博采。
窃以为遗命无庸庙祔一条，考古准今，万难遵从；无庸郊配一条，则不敢从者有二，不敢违者有三焉。
所谓无庸庙祔一条万难遵[1]
从者，何也？古者祧庙之说，乃为七庙亲尽言之。间有亲尽而仍不祧者，则必有德之主，世世宗祀，不在七庙之数，若殷之三宗，周之文、武是也。大行皇帝于皇上为祢庙，本非七庙亲尽可比；而论功德之弥纶，又当与列祖列宗同为百世不祧之室。岂其弓剑未忘，而烝尝遽别？且诸侯、大夫尚有庙祭，况以天子之尊，敢废升祔之典？此其万难遵[2]
从者也。
所谓无庸郊配一条有不敢从者二，何也？古圣制礼，亦本事实之既至，而情文因之而生。大行皇帝仁爱之德，同符大造，偶遇偏炎，立颁帑项，年年赈贷，薄海含哺。“粒我烝民”，后稷所以配天也。御宇三十年，无一日之暇逸，无须臾之不敬。“纯亦不已”，文王所以配上帝也。既已具合撰之实，而欲辞升配之文，则普天臣民之心，终觉不安。此不敢从者一也。
历考列圣升配，惟世祖章皇帝系由御史周季琬奏请外，此皆继统之圣人，特旨举行。良由上孚昊眷，下惬民情，毫无疑义也。行之既久，遂为成例。如大行皇帝德盛化神，即使无例可循，臣下犹应奏请，况乎成宪昭昭，曷敢逾越？《传》曰：“君行意，臣行制。”在大行皇帝自怀谦让之盛意，在大小臣工宜守国家之旧制。此其不敢从者二也。
所谓无庸郊配一条有不敢违者三，何也？坛壝规模，尺寸有定。乾隆十四年重加缮修，一砖一石，皆考律吕之正义，按九五之阳数，增之不能，改之不可。七庙配位，各设青幄。当初幄制阔大，乾隆三年量加收改，今则每幄之内，仅容豆笾，七幄之外，几乏余地。我大行皇帝虑及亿万年后，或议增广乎坛壝，或议裁狭乎幄制，故定为限制，以身作则，俾世世可以遵循。今论者或谓西三幄之南尚可添置一案，暂为目前之计，不必久远之图。岂知人异世而同心，事相沿而愈久，今日所不敢言者，亦万世臣子所不敢言者也；今日所不忍言者，亦万世臣子所不忍言者也。经此次朱谕之严切，盈廷之集议，尚不肯裁决遵行，则后之人又孰肯冒天下之不韪乎？将来必至修改基址，轻变旧章。此其不敢违者一也。
古来祀典，兴废不常，或无其祭而举之，或有其礼而罢之，史册所书，不一而足。唐垂拱年间郊祀，以高祖、太宗、高宗并配，后开元十一年，从张说议，罢太宗、高宗配位。宋景祐年间郊配，以艺祖、太宗、真宗并配，后嘉祐七年，从杨畋议，罢太宗、真宗配位。我朝顺治十七年，合祀天地、日月、星辰、山川于大享殿，奉太祖、太宗以配，厥后亦罢其礼。祀典改议，乃古今所常有。我大行皇帝虑亿万年后，愚儒无知，或有援唐、宋罢祀之例妄行陈奏者，不可不预为之防，故朱谕有曰“非天子不议礼”，以为一经断定，则巍然七幄，与天长存。后世增配之议尚且不许，罢祀之议更何自而兴？所以禁后世者愈严，则所以尊列祖者愈久。此其计虑之周，非三代制礼之圣人而能如是乎？大行皇帝以制礼之圣人自居，臣下何敢以寻常之识浅为窥测，有尊崇之虚文，无谋事之远虑。此其不敢违者二也。
我朝以孝治天下，而遗命在所尤重。康熙二十六年，孝庄文皇后遗命云：“愿于遵化州孝陵近地择吉安厝。”当时臣工皆谓遵化去太宗昭陵千有余里，不合祔葬之例。我圣祖仁皇帝不敢违遗命，而又不敢违成例，故于孝陵旁近建暂安奉殿，三十余年未敢竟安地宫，至雍正初始敬谨蒇事。嘉庆四年，高宗纯皇帝遗命云：“庙号无庸称祖。”我仁宗睿皇帝谨遵遗命，故虽乾隆中之丰功大烈，而庙号未得祖称，载在《会典》，先后同揆矣。此次大行皇帝遗命，惟第一条森严可畏，若不遵行，则与我朝家法不符，且朱谕反复申明，无非自处于卑屈，而处列祖于崇高，此乃大孝大让，亘古之盛德也。与其以尊崇之微忱属之臣子，孰若以莫大之盛德归之君父？此其不敢违者三也。
臣窃计皇上仁孝之心，两者均有所歉。然不奉升配，仅有典礼未备之歉；遽奉升配，既有违命之歉，又有将来之虑，是多一歉也。一经大智之权衡，无难立判乎轻重。圣父制礼而圣子行之，必有默契于精微，不待臣僚拟议而后定者。臣职在秩宗，诚恐不详不慎，皇上他日郊祀之时，上顾成命，下顾万世，或者怵然难安，则礼臣无所辞其咎。是以专折具奏，干渎宸严，不胜惶悚战栗之至。谨奏。
[1]
“遵”，据光绪二年传忠书局刻本（以下简称刻本）《曾文正公奏议》补。
[2]
“遵”，据刻本《曾文正公奏议》补。
003. 应诏陈言疏三月初二日
奏为应诏陈言事。
二月初八日奉皇上谕令：“九卿科道有言事之责者，于用人、行政一切事宜，皆得据实直陈，封章密奏。”仰见圣德谦冲，孜孜求治。臣窃维用人、行政，二者自古皆相提并论。独至我朝，则凡百庶政，皆已著有成宪，既备既详，未可轻议。今日所当讲求者，惟在用人一端耳。方今人才不乏，欲作育而激扬之，端赖我皇上之妙用。大抵有转移之道，有培养之方，有考察之法，三者不可废一，请为我皇上陈之。
所谓转移之道，何也？我朝列圣为政，大抵因时俗之过而矫之使就于中。顺治之时，疮痍初复，民志未定，故圣祖继之以宽；康熙之末，久安而吏弛，刑措而民偷，故世宗救之以严；乾隆、嘉庆之际，人尚才华，士骛高远，故大行皇帝敛之以镇静，以变其浮夸之习。一时人才循循规矩准绳之中，无有敢才智自雄、锋芒自逞者。然有守者多，而有猷有为者渐觉其少。大率以畏葸为慎，以柔靡为恭。以臣观之，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，曰退缩，曰琐屑。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，曰敷衍，曰颟顸。退缩者，同官互推，不肯任怨，动辄请旨，不肯任咎是也。琐屑者，利析锱铢，不顾大体，察及秋毫，不见舆薪是也。敷衍者，装头盖面，但计目前剜肉补疮，不问明日是也。颟顸者，外面完全，而中已溃烂，章奏粉饰，而语无归宿是也。有此四者，习俗相沿，但求苟安无过，不求振作有为，将来一有艰巨，国家必有乏才之患。我大行皇帝深知此中之消息，故亟思得一有用之才，以力挽颓风。去年京察人员，数月之内，擢臬司者三人，擢藩司者一人。盖亦欲破格超迁，整顿积弱之习也。无如风会所趋，势难骤变。今若遽求振作之才，又恐躁竞者因而幸进，转不足以收实效。臣愚以为，欲使有用之才不出范围之中，莫若使之从事于学术。汉臣诸葛亮曰：“才须学，学须识。”盖至论也。然欲人才皆知好学，又必自我皇上以身作则，乃能操转移风化之本。臣考圣祖仁皇帝登极之后，勤学好问，儒臣逐日进讲，寒暑不辍；万寿圣节，不许间断；三藩用兵，亦不停止；召见廷臣，辄与之往复讨论。故当时人才济济，好学者多。至康熙末年，博学伟才，大半皆圣祖教谕而成就之。今皇上春秋鼎盛，正与圣祖讲学之年相似。臣之愚见，欲请俟二十七月后，举行逐日进讲之例。四海传播，人人响风。召见臣工，与之从容论难。见无才者，则勖之以学，以痛惩模棱罢软之习；见有才者，则愈勖之以学，以化其刚愎刻薄之偏。十年以后，人才必大有起色。一人典学于宫中，群英鼓舞于天下，其幾在此，其效在彼。康熙年间之往事，昭昭可观也。以今日之委靡因循，而期之以振作；又虑他日更张偾事，而泽之以《诗》、《书》。但期默运而潜移，不肯矫枉而过正。盖转移之道，其略如此。
所谓培养之方，何也？凡人才未登仕版者，姑不具论。其已登仕版者，如内阁、六部、翰林院最为荟萃之地，将来内而卿相，外而督抚，大约不出此八衙门。此八衙门者，人才数千，我皇上不能一一周知也。培养之权，不得不责成于堂官。所谓培养者，约有数端：曰教诲，曰甄别，曰保举，曰超擢。堂官之于司员，一言嘉奖，则感而图功；片语责惩，则畏而改过。此教诲之不可缓也。榛棘不除，则兰蕙减色；害马不去，则骐骥短气。此甄别之不可缓也。嘉庆四年、十八年，两次令部院各保司员，此保举之成案也。雍正年间，甘汝来以主事而赏人参，放知府；嘉庆年间，黄钺以主事而充翰林，入南斋。此超擢之成案也。盖尝论之，人才譬之禾稼，堂官之教诲犹种植耘耔也。甄别则去其稂莠也，保举则犹灌溉也。皇上超擢，譬之甘雨时降，苗勃然兴也；堂官常到署，譬之农夫日日田间，乃能熟悉穑事也。今各衙门堂官，多内廷行走之员，或累月不克到署，与司员恒不相习，自掌印、主稿数人而外，大半不能识面，譬之嘉禾、稂莠，听其同生同落于畎亩之中，而农夫不问。教诲之法无闻，甄别之例亦废。近奉明诏保举，又但及外官，而不及京秩，培养之道，不尚有未尽者哉！自顷岁以来，六部人数日多，或二十年不得补缺，或终身不得主稿；内阁、翰林院员数亦三倍于前，往往十年不得一差，不迁一秩，固已英才摧挫矣。而堂官又多在内廷，终岁不获一见，如吏部六堂，内廷四人；礼部六堂，内廷四人；户部六堂，皆直内廷；翰林两掌院，皆直内廷。在诸臣随侍御园，本难分身入署，而又或兼摄两部，或管理数处。为司员者，画稿则匆匆一面，白事则寥寥数语，纵使才德俱优，曾不能邀堂官之一顾，又焉能达天子之知哉！以若干之人才，近在眼前，不能加意培养，甚可惜也。臣之愚见，欲请皇上稍为酌量，每部须有三四堂不入直内廷者，令其日日到署，以与司员相砥砺。翰林掌院亦须有不直内廷者，令其与编、检相濡染，务使属官之性情、心术，长官一一周知。皇上不时询问，某也才，某也直，某也小知，某也大受，不特属官之优劣粲然毕呈，即长官之深浅亦可互见。旁考参稽，而八衙门之人才，同往来于圣主之胸中。彼司员者，但令姓名达于九重，不必升官迁秩，而已感激无地矣。然后保举之法，甄别之例，次第举行乎旧章。皇上偶有超擢，则楩楠一升，而草木之精神皆振。盖培养之方，其略如此。
所谓考察之法，何也？古者询事、考言，二者并重。近来各衙门办事，小者循例，大者请旨。本无才猷之可见，则莫若于言考之。而召对陈言，天威咫尺，又不宜喋喋便佞，则莫若于奏折考之矣。国家定例，内而九卿科道，外而督抚藩臬，皆有言事之责。各省道员，不许专折谢恩，而许专折言事。乃十余年间，九卿无一人陈时政之得失，司道无一折言地方之利病，相率缄默，一时之风气，有不解其所以然者。科道间有奏疏，而从无一言及主德之隆替，无一折弹大臣之过失，岂君为尧、舜之君，臣皆稷、契之臣乎？一时之风气，亦有不解其所以然者。臣考本朝以来，匡言主德者，孙嘉淦以自是规高宗，袁铣以寡欲规大行皇帝，皆蒙优旨嘉纳，至今传为美谈。纠弹大臣者，如李之芳参劾魏裔介，彭鹏参劾李光地，厥后四人，皆为名臣，亦至今传为美谈。自古直言不讳，未有盛于我朝者也。今皇上御极之初，又特诏求言，而褒答倭仁之谕，臣读之至于抃舞感泣。此诚太平之象。然臣犹有过虑者，诚见我皇上求言甚切，恐诸臣纷纷入奏，或者条陈庶政，颇多雷同之语，不免久而生厌；弹劾大臣，惧长攻讦之风，又不免久而生厌。臣之愚见，愿皇上坚持圣意，借奏折为考核人才之具，永不生厌
之心。涉于雷同者，不必交议而已；过于攻讦者，不必发钞而已。此外则但见其有益，初不见其有损。人情狃于故常，大抵多所顾忌，如主德之隆替，大臣之过失，非皇上再三诱之使言，谁肯轻冒不韪？如藩、臬之奏事，道员之具折，虽有定例，久不遵行，非皇上再三迫之使言，又谁肯立异以犯督抚之怒哉？臣亦知内外大小，群言并进，即浮伪之人，不能不杂出其中。然无本之言，其术可以一售，而不可以再试，明鉴高悬，岂能终遁！方今考九卿之贤否，但凭召见之应对；考科道之贤否，但凭三年之京察；考司道之贤否，但凭督抚之考语。若使人人建言，参互质证，岂不更为核实乎？臣所谓考察之法，其略如此。三者相需为用，并行不悖。
臣本愚陋，顷以议礼一疏荷蒙皇上天语褒嘉，感激思所以报。但憾识见浅薄，无补万一，伏求皇上怜其愚诚，俯赐训示，幸甚。谨奏。
004. 请设坛祈雨疏三月初四日
奏为农田待泽孔殷，亟请设坛祈祷，以迓天和而慰民望，仰祈圣鉴事。
窃为民生以穑事为先，国计以丰年为瑞。本年入春以后，雨泽较稀。现在节交立夏，正百谷播种之时，必大沛甘霖，方卜丰绥有兆。近来京畿地方晴多雨少，粮价渐增。并闻山、陕一带均盼雨甚切，惟冀旬日间普沾甘澍，乃无亢旱之虞。因思丰北大工未竣，漕行或恐愆期，今岁河北各省，收成尤关紧要。我皇上轸念民依，无微不至，凡属雨旸之时若，早蒙宵旰之廑怀。兹当东作方兴，弥殷望泽，圣主虔申祈祷，苍穹定霈和甘。应请敕下各该衙门，敬谨设坛，诚求膏雨。将见昊慈垂佑，而渥泽旁敷，草野胪欢，而仓箱有庆矣。臣愚昧之见，是否有当，伏乞皇上圣鉴。谨奏。
005. 条陈日讲事宜疏四月初四日
奏为条陈日讲事宜，补臣前折所未备事。
窃臣前于用人三策折内，言及康熙年间日讲之例。三月十一日奉谕旨：“着于百日后举行日讲，所有一切应行事宜，着各该衙门察例详议以闻。”钦此。查康熙年间例案，臣部及各衙门俱已无存。而臣之初意，系于赞助圣学之中，阴寓陶成人才之意。原折内所谓其幾在此、其效在彼者，尚未申明详晰。今一切应行事宜，亦必求于人才有益，不徒务讲学之虚名。谨参考《会典》及《圣祖御制文集》、《国史列传》诸书，竭臣愚见，先定大概规模，补前折所未备。请皇上再交各衙门复议，务使精益求精，圣学、人才两有裨益，方得实效。
谨将臣所拟条款胪列于后：
一、考定日讲设官之制
谨按：日讲起居注官，现在满洲十员，汉人十二员。臣考旧章，则日讲官与起居注官系属两项，非一项差使也。日讲官主执经入侍，每日进讲，即宋时崇政殿说书之职也。起居注官主典礼侍班，簪笔载记，即周时左史、右史之职也。我朝顺治十年设立日讲官，其时并无起居注之名。至康熙九年复举行日讲，且创立起居注馆，于是起居注官即以日讲官兼摄之，两项差事乃并为一项矣。厥后，康熙二十五年停止日讲，而起居注官则未尝废，衔上日讲二字亦未裁去。雍正、乾隆以来，相沿不改。其实所办之事，乃记注侍班之事，日讲二字则有空衔而无实事也。今奉旨举行日讲，似须循名责实，二者分作两项，于现在记注官之外，别添一项人作日讲官，以复顺治及康熙初年之例。其现在之起居注官，只于衔上裁去日讲二字，其余不改，以循雍正、乾隆以来之例，庶名实相符，而于六朝成宪皆不稍背云。
一、讲官员数
谨按：顺治十二年初设讲官，选词臣八人，不分满、汉。康熙九年定设满洲四员，汉官八员。厥后递有增加，至十八员、二十六员不等。盖以讲官而兼记注之事，职务较繁故也。今既将讲官与记注官分作两项，似可循康熙九年之例，定为满洲讲官四员，汉讲官八员。
一、每日进讲员数
谨按：顺治十二年，定以掌院学士率讲官或二人、或三人进讲。康熙年间每日进讲之员，无可查考。臣愚以为，进讲之员太多，不免徒务虚文。谨拟每日以一人进讲，不事旅进旅退，与寻常召见无异。庶讲官凝定专一，得以悉心启沃；皇上静对臣工，听其讲论今古，亦得细察其精神器识，即此可以陶冶人才矣。
一、讲官应用何项人
谨按：现在起居注官，专用翰、詹两衙门之人。溯查康熙年间，励杜讷以州同而转讲官，高士奇以中书而转讲官，当时取人，往往不限资格。又康熙十六年，有满洲讲官兼用小九卿之例。乾隆初年，有呈进讲章兼用科道之例。此次设立讲官，似可援此二例斟酌行之。臣之愚见，拟请除大学士、掌院学士及六部、都察院职事较繁，无庸充补讲官外，其余内阁学士及九卿科道之由科甲出身者，准其与翰、詹两衙门一体充补讲官，庶取人之途较广，而仍不违乎成例。
一、定保举讲官之法
谨按：顺治十二年初立讲官，谕令大臣选词臣学问淹博者八人。既由臣下选择，是保举之法也。康熙年间，讲官由题本开列请简；乾隆年间，讲官由引见擢用，至今相沿不改。臣思此次复设此官，仍须行选择保举之法。盖保举尚恐其滥，惟保举讲官断不至于滥，不特保人者十分慎重，即受保者自揣学问平庸，亦必不敢妄进以取戾也。求皇上于一、二品大臣中，特旨派出四五人，令其各保数员进讲[3]
。此次所保之人，或升迁，或出差，将次缺员，又求特派四五人，令其各保数员进讲。[4]
所保之人，必容止庄重，辞气温雅，又必兼熟《通鉴》、《会典》二书。如不称职，令其退出讲筵；或根柢甚深，而口稍拙讷者，不妨保举。
一、进讲之地
谨按：康熙年间进讲之地，懋勤殿为多。惟十二年暂修宫殿，驾驻瀛台，即在瀛台进讲。二十三年天气严寒，即在暖阁进讲。其余或在郊外，或幸南苑，皆不辍讲。是地可随时迁移也。今奉谕旨便殿进讲，皇上现御东书房，臣拟请即在东书房进讲。以后或有迁移，临时再降谕旨。
一、进讲之仪
谨按：康熙年间进讲仪节，初入，行三叩礼，侍立，诣讲案前进讲。讲毕，复行三叩礼。至十六年停止讲毕之三叩礼。臣今拟就此仪稍为酌量，请即东书房言之：皇上升御床西面，床上恭设一横几为书案，置所讲之书于案上；又预设小几于室中，为讲官之讲案。届时讲官捧书入陈于讲案上，转出案西，跪东北面，一叩，兴；复讲案位，侍立宣讲。讲毕，复转出案西，跪，一叩，兴；趋出。如遇圣驾不御东书房，所有皇上南面、讲官北面之处，有时限于地势，再行临时斟酌。谨照此仪另绘一图附呈。
一、进讲之时
谨按：康熙年间尚未设立军机处，部院奏事，即系大臣入对承旨，奏事既毕，然后讲官入侍。自九年至二十年皆然也。二十一年，乃改于部院未启奏之前，讲官先入进讲。遥想其时，大约不过辰刻耳。今则时势移易，较康熙年间迥有不同。康熙年间，部院章奏不过数件，今则每日多至七八十件；康熙年间，各省章奏，圣祖省览，直待夜分燃烛之后，今则清晨裁定，宣谕军机而批答；康熙年间，引见人员甚少，今则逐日皆有引见。有此数者之不同，则每日早间圣躬亦烦劳矣。臣之愚见，拟请待引见以后，皇上万机已毕，御前大臣、侍卫等皆已散直，日永神暇，然后讲官进讲，则有义理之悦，而无他务之扰，庶几如圣祖读书记中所谓“神理渊穆，怡然忘倦”云。
一、所讲之书
谨按：康熙年间所讲之书，先《四书》，次《尚书》，次《周易》，次《诗经》，次《通鉴》。讲《通鉴》之时，仍兼讲《四书》。而顺治年间，亦曾翻译《通鉴》及《大学衍义》二书呈进。今臣闻圣学高深，诸《经》、《通鉴》讲贯已熟。窃谓为君之道，莫备于真德秀《衍义》、邱濬《衍义补》二书。真氏于用人之道，邱氏于理财、治民之道，尤言之深切著明。顷给事中吕贤基曾以为请，臣拟请讲此二书，于今日时政实有裨益。
一、陈讲之道
谨按：讲官陈说，贵忠诚切直，尤贵明于本朝掌故。康熙十六年，谕讲官宜进直言，毋有隐讳。二十一年，谕讲官须有劝戒箴规之意，乃称启沃。又圣祖御制《讲官箴》曰：“体之行之，朕躬是力；载献载替，尔职宜饬。”又曰：“谊贵励翼，先正其心；尔苟勿欺，吐辞足钦。”绎此八句，则知切直者，未有不由于忠诚也。至于本朝掌故，则大经大法，实有超越前古者。若能于每日进讲之时，将列圣至德善政称述一二条，不惟君臣之精神互相警发，而为讲官者，必熟于国家之典章，则凡《会典》及列朝《圣训》，皆当时时研究，此中之磨厉人才，已不少矣。
一、复讲之法
谨按：康熙十四年谕：“日讲原期有益身心，今只讲官进讲，朕不复讲，日久将成故事，不惟于学问之道无益，亦非所以为法于后世也。嗣后进讲时，讲官讲毕，朕乃复讲。如此，庶几有裨实学。”钦此。臣思复讲之法，不过疑者诘之，误者辨之，非必逐句讨论也。今讲官讲毕，应请皇上于疑难之处，俯加诘问；讲官错误之处，仰承指示。若无疑可问，无误可指，即不妨默识深领，方为可久之道。
一、纂成讲书
谨按：康熙年间，讲官撰成讲章，分写正、副本，先期将正本进呈。其撰法，先列经文，次列诸儒之说，次列讲官推演之义。既讲之后，又将讲章编辑成书。今所传《四书解义》、《书经》、《易经》各解义是也。此次所讲《衍义》及《衍义补》，真氏、邱氏之书本系臣下进讲体裁，不必更撰讲章，亦不必先期呈进矣。只须于本日递一折片，云臣某人今日进讲第几卷、第几页，某句起、某句讫。谨奏。已为简当。至已讲之后，仍须编辑成书，将来刊刻流传，以昭圣学之盛。其编辑之法，先抄真氏、邱氏全文，次列讲官敷陈之说，以能征引《会典》者为上。于既讲后三日呈递，俟发下之后汇缮成帙，汇成三卷进呈一次。抑臣又有请者，《圣祖御制文集》中有讲筵绪论二卷，凡八十五条。皇上聪明天纵，讲筵触发，间有绪论，敬祈发下交讲官编入，使臣等钦诵之余，益加儆惕，则兴起多矣。
一、讲官体制
谨按：康熙年间，讲官恩遇为隆渥，或赐诗篇，或赐邸第，或赏貂皮，或交部议叙。锡赉便蕃，非常之典，非臣下所敢议及也。至于体制所在，虽属虚文，亦宜稍示优异。一得讲官，虽编、检、科道，皆得专折谢恩。其雨帽、坐垫，请照现在起居注官之例。朝贺班次，请照南书房翰林之例。至于春秋经筵侍班，宜在六部堂官之次，并随至文渊阁赐茶。其科道充讲官者，即不派街道巡城差使。间有扈从之时，讲官所用账房及一切应用物件，仍遵康熙十二年谕定章程，酌定数目，由内务府给与。
一、进讲年数
谨按：康熙进讲，自九年至二十五年，凡十有七载。中间如三藩用兵，九省骚动，捐例常开，仓库空虚，实有倍甚于今日者，而未尝停讲。盖圣祖实由于此中深求政要，兼厉人才，非以此为文章之娱也。汤斌之放江苏巡抚，圣祖谕曰：“以尔久侍讲筵，老成端谨，故特简尔。”熊赐履之既没，圣祖谕吏部曰：“赐履夙学老成，为讲官多年，未尝不以内圣外王之道，正心修身之体，直言讲论。”当时伟人辈出，大抵多识拔于讲筵之中。盖侍学既久，故知之真也。皇上复举旧章，伏愿行之久远，不可遽求速效。虽有偏炎小警，不可停罢。渐濡既久，风气日振，臣前折所谓十年以后，人才当有起色也。若举行数载或即停止，虽于圣学无损，而固不能收百年树人之效。区区之忱，尤在于此。伏乞圣鉴。
以上十四条，竭臣愚忠，粗定大概规模。其有不典不详，求皇上饬交各衙门核复施行。谨奏。
[3]
“进讲”，刻本《曾文正公奏议》作“以备进讲”。
[4]
“此次所保……进讲”，据刻本《曾文正公奏议》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