006. 琉球进呈庆贺登极等方物应否收受请旨折[1]正月初六日
奏为请旨事。
据琉球国世子尚泰遣陪臣王舅夏超群等恭赍例贡并庆贺各贡来京，当经臣部奏闻在案。除例贡内硫磺一项业经福建巡抚咨明，照例预存福建藩库，听工部取用外，其余正贡例应请旨赏收。至该国恭进庆贺登极方物，查道光二年，该国庆贺方物经臣部奏准留抵正贡在案。此次琉球国庆贺登极，呈进皇上前方物一分应否收受，抑或留抵下次正贡，请旨遵行。
再，该国此次并有呈进皇后前方物一分。查例载，朝鲜朝贡呈进皇后前方物，如值中宫虚位，将方物仍交来使带回。今琉球国所进皇后前方物，应否援照朝鲜之例，交该使臣附带回国之处，臣等未敢擅便。伏候命下，臣部行文内务府、武备院分别查收。谨分缮清单，恭呈御览。为此谨奏请旨。
朱批：“其庆贺方物着留抵正贡。余依议。”
[1]
此折由礼部尚书惠丰领衔，曾国藩后衔会奏。据1993年台湾“故宫博物院”影印本《先正曾国藩文献汇编》补。日期为具奏之日。
007. 朝鲜进呈庆贺方物应否收受请旨折[2]正月初六日
奏为请旨事。
据朝鲜国王李昪特遣陪臣权大肯等来京恭进例贡一分，并恭贺崇上孝和睿皇后尊谥、宣宗成皇帝尊谥贡物二分，恭谢尊谥诏书顺附带回，并谢赏赐缎匹贡物二分，恭贺咸丰元年元旦令节贡物一分，当经臣部奏闻在案。查例载，庆贺方物奏请收受，如常贡例。其谢恩陈奏方物应否收受，或留作下次正贡，请旨遵行等语。又查道光元年，该国恭进例贡，并庆贺崇上仁宗睿皇帝尊谥及庆贺元旦令节贡物，除例贡照例赏收外，其庆贺等贡，因在二十七月之内，经臣部奏请留抵正贡在案。此次该国恭进年贡方物，应请照例赏收。至庆贺元旦方物，据该国王咨称，恭逢皇上御极之初，不敢照常抵准，仍请备进，以昭恭敬等语。
所有该国庆贺尊谥贡物二分、谢恩贡物二分、庆贺元旦贡物一分应否收受，抑或留抵二十七月后正贡之处，伏候命下，臣部行知内务府、武备院查收。理合缮写清单，恭呈御览。谨奏请旨。
朱批：“均着留抵正贡。”
[2]
此折由礼部尚书惠丰领衔，曾国藩后衔会奏。据台湾“故宫博物院”1993年版《先正曾国藩文献汇编》补。日期为具奏之日。
008. 原任贵州提督秦钟英病故应否与谥请旨折[3]二月二十日
奏为请旨事。
咸丰元年二月初三日，内阁抄出初二日奉上谕：“贵州提督秦钟英，由侍卫洊任专阃，仰蒙皇考，简擢提督，操防、巡缉均属认真。上年带兵前赴黎平，防堵出力，蒙恩优叙。兹闻溘逝，轸惜殊深。加恩着照提督例赐恤，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。所有应得恤典，该衙门察例具奏。”钦此。钦遵抄出到部。
臣等查定例内开，一品官病故、恩予恤典者，给与全葬银五百两，一次致祭银二十五两，遣官读文致祭。应否与谥，请旨定夺。凡与谥者，内阁撰拟谥号，工部给碑价银三百五十两，本家自行建立，祭文碑文交翰林院撰拟。不与谥者，祭文交内阁撰拟等语。今原任贵州提督秦钟英病故，钦奉谕旨“照提督例赐恤”，应照例给与全葬银五百两，一次致祭银二十五两，遣官读文致祭，祭文交该衙门撰拟。其应否与谥之处，伏候钦定，恭俟命下，臣部行文各该衙门遵照办理。为此谨奏请旨。
朱批：“着毋庸与谥。余依议。”
[3]
此折由礼部尚书惠丰领衔，曾国藩后衔会奏。据台湾“故宫博物院”1993年版《先正曾国藩文献汇编》补。日期为具奏之日。
009. 议汰兵疏三月初九日
奏为简练军实以裕国用事。
臣窃维天下之大患，盖有二端：一曰国用不足，一曰兵伍不精。
兵伍之情状，各省不一。漳、泉悍卒，以千百械斗为常；黔、蜀冗兵，以勾结盗贼为业；其他吸食鸦片，聚开赌场，各省皆然。大抵无事则游手恣睢，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，见贼则望风奔溃，贼去则杀民以邀功。章奏屡陈，谕旨屡饬，不能稍变锢习。
至于财用之不足，内外臣工，人人忧虑。自庚子以至甲辰，五年之间，一耗于夷务，再耗于库案，三耗于河决，固已不胜其浩繁矣。乙巳以后，秦、豫两年之旱，东南六省之水，计每岁歉收恒在千万以外，又发帑数百万以赈救之。天下财产安得不绌？宣宗成皇帝每与臣下言及开捐一事，未尝不咨嗟太息，憾宦途之滥杂，悔取财之非计也。臣尝即国家岁入之数与岁出之数而通筹之，一岁本可余二三百万。然水旱偏灾，尧、汤不免。以去年之丰稔，而江、浙以大风而灾，广西以兵事而缓，计额内之歉收已不下百余万，设更有额外之浮出，其将何以待之？今虽捐例暂停，而不别筹一久远之策，恐将来仍不免于开捐。以天下之大，而无三年之蓄，汲汲乎惟朝夕之图，而贻君父之忧，此亦为臣子者所深耻也。
当此之时，欲于岁入常额之外别求生财之道，则搜括一分，民受一分之害，诚不可以妄议矣。至于岁出之数，兵饷为一大宗。臣尝考本朝绿营之兵制，窃见乾隆四十七年增兵之案，实为兵饷赢绌一大转关，请即为我皇上陈之。
自康熙以来，武官即有空名坐粮。雍正八年因定为例：提督空名粮八十分，总兵六十分，副将而下，以次而减，下至千总五分，把总四分，各有名粮。又修制军械，有所谓公费银者；红白各事，有所谓赏恤银者，亦皆取给于名粮。故自雍正至乾隆四十五年以前，绿营兵数虽名为六十四万，而其实缺额常六七万。至四十六年增兵之议起，武职坐粮另行添设，养廉、公费、赏恤另行开销正项，向之所谓空名者，悉全挑补实额，一举而添兵六万有奇，于是费银每年二百余万。此臣所谓饷项赢绌一大转关者也。是时海内殷实，兵革不作，普免天下钱粮已经四次，而户部尚余银七千八百万。高宗规模宏远，不惜散财以增兵力。其时大学士阿桂即上疏陈论，以为国家经费，骤加不觉其多，岁支则难为继。此项新添兵饷，岁近三百万，统计二十余年，即须用七千万，请毋庸概增。旋以廷臣议驳，卒以增设。至嘉庆十九年，仁宗睹帑藏之大绌，思阿桂之远虑，慨增兵之仍无实效，特诏裁汰。于是各省次第裁兵一万四千有奇。宣宗即位，又诏抽裁冗兵，于是又裁二千有奇。乾隆之增兵，一举而加六万五千，嘉庆、道光之减兵，两次仅一万六千，国家经费耗之如彼其多且易也，节之如此其少且难也。
臣今冒昧之见，欲请汰兵五万，仍变乾隆四十六年以前之旧。骤而裁之，或恐生变，惟缺出而不募补，则可徐徐行之，而万无一失。医者之治疮疤，甚者必剜其腐肉而生其新肉。今日之劣弁羸兵，盖亦当量为简汰以剜其腐者，痛加训练以生其新者。不循此二道，则武备之弛，殆不知所底止。自古开国之初，恒兵少而国强，其后兵愈多则力愈弱，饷愈多则国愈贫。北宋中叶，兵常百二十五万，南渡以后，养兵百六十万，而军益不竞。明代养兵至百三十万，末年又加练兵十八万，而孱弱日甚。我朝神武开国，本不借绿营之力。康熙以后，绿营屡立战功，然如三藩、准部之大勋，回疆、金川之殊烈，皆在四十六年以前。至四十七年增兵以后，如川、楚之师，英夷之役，兵力反远逊于前。则兵贵精而不贵多，尤为明效大验也。八旗劲旅，亘古无敌，然其额数，常不过二十五万，以强半翊卫京师，以少半驻防天下，而山海要隘，往往布满，国初至今，未尝增加。今即汰绿营五万，尚存汉兵五十余万，视八旗且将两倍。权衡乎本末，较量乎古今，诚不知其不可也。近者广西军兴，纷纷征调外兵，该省额兵二万三千，土兵一万四千，闻竟无一人足用者。粤省如此，他省可知。言念及此，可胜长虑。臣闻各省之兵，稍有名者，如湖南之镇筸，江南之寿春，浙江之处州，天下不过数镇。裁汰之法，或精强之镇不动，而多裁劣营；或边要之区不动，而多裁腹地；或营制太破，归而并之；或汛防太散，撤而聚之。是在兵部之精审，督抚之体察，未可卤莽以从事耳。诚使行臣之说，缺出不补，不过六年，五万可以裁毕。以一马二步计之，每年可省饷银一百二十万。十年以外，于经费大有裨益。此项银两不轻动用，督抚岁终奏解户部，另行封存，专备救荒之款，永塞开捐之路。养兵为民也，备荒亦为民也，塞捐以清仕途，尤爱民之大者也。一分一毫，天子无所私利于其间，岂非三代公心，贤于后世搜括之术万万者哉！
若夫训练之道，则全视乎皇上精神之所属。臣考本朝以来大阅之典，举行凡二十余次。或于南苑，或于西厂，或于芦沟桥、玉泉山，天弧亲御，外藩从观，军容一肃，藩部破胆。自嘉庆十七年至今，不举大阅者四十年矣。凡兵以劳而强，以逸而弱。承平日久，京营之兵既不经战阵之事，又不见蒐狩之典，筋力日懈，势所必然。伏求皇上于三年之后，行大阅之礼，明降谕旨，早示定期。练习三年，京营必大有起色。外省营伍，势难遽遍，求皇上先注意数处，物色将才，分布天下要害之地。但使七十一镇之中有十余镇可为腹心，五十余万之中有十余万可为长城，则缓急之际，隐然可恃。天子之精神一振，山泽之猛士云兴，在我皇上加意而已。昔宋臣庞籍汰庆历兵八万人，遂以大苏边储；明臣戚继光练金华兵三千人，遂以荡平倭寇。臣书生愚见，以为今日论兵，正宜法此二事。谨抄录乾隆增兵，嘉庆、道光减兵三案进呈，伏乞饬下九卿、科道详议。斯道甚大，臣鲜阅历，不胜悚惶待命之至。谨奏。
010. 议复宋臣李纲从祀文庙疏三月十四日
为遵旨议奏事。
内阁抄出福建巡抚徐继畬等奏请宋臣李纲从祀文庙一折，奉朱批：“礼部议奏。”钦此。查原奏内称云云等语。臣等查历代从祀诸儒，皆以德行纯懿、有功经学者为要。至我朝康熙年间，以宋臣范仲淹从祀，始于[4]
道德、学问之外，兼取经济非常之才。盖圣门政事之科，原与德行、文学兼重。厥后，雍正年间以汉臣诸葛亮从祀，道光年间以唐臣陆贽、宋臣文天祥从祀。此四人者，皆经纶弥天壤，忠义贯日月，列于从祀巨典，诚圣朝教忠之至意也。兹查李纲仕宋，历官尚书左仆射，忠言谠论，定倾扶危，仓卒而守围城，刺血以草奏疏，力排和议，躬佐中兴，《宋史》称其“负天下之望，以一身之用舍，为社稷生民安危”。朱子称其“知有君父而不知有身，知天下之安危而不知身之祸难，屡濒九死，而爱君忧国之志终有不可夺者，可谓一世之伟人”。史笔昭垂，洵为千古定论。至其生平著述，为该抚原奏所称者，有《易传》内外篇、《论语详说》二种；原奏所未称者，有《中兴至言》、《建炎类编》及《乘闲志》、《预备志》各种，今皆不传，仅存其序于集中。其为文渊阁所著录者，惟《梁溪集》八十卷及《建炎时政记》二种而已。臣等细观其文集、奏议，于政治得失言之深切著名[5] ，纯忠亮节，皎然不磨。核其品学经济，实与诸葛亮、陆贽、范仲淹、文天祥相等，自当一体从祀，以奖忠义。应如该抚等所请，准其从祀文庙西庑，在先儒尹焞之次。
所有臣等核议缘由是否有当，伏祈皇上训示遵行。谨奏。
[4]
“于”，据刻本《曾文正公奏议》补。
[5]
“著名”，刻本《曾文正公奏议》作“著明”。
011. 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四月二十六日
奏为敬陈圣德，仰赞高深事。
臣闻美德所在，常有一近似者为之淆。辨之不早，则流弊不可胜防。故孔门之告六言，必严去其六蔽〔弊〕。臣窃观皇上生安之美德，约有三端。而三者之近似，亦各有其流弊，不可不预防其渐，请为我皇上陈之。
臣每于祭祀侍仪之顷，仰瞻皇上对越肃雍，跬步必谨，而寻常莅事，亦推求精到，此敬慎之美德也。而辨之不早，其流弊为琐碎，是不可不预防。人臣事君，礼仪固贵周详，然苟非朝祭大典，难保一无疏失。自去岁以来，步趋失检，广林以小节被参；道旁叩头，福济、麟魁以小节被参；内廷接驾，明训以微仪获咎；都统暂署，惠丰以微仪获咎。在皇上仅予谴罚，初无苛责之意，特恐臣下误会风旨，或谨于小而反忽于大，且有谨其所不必谨者。行礼有仪注，古今通用之字也。近来避皇上之嫌名，乃改为行礼礼节。朔望常服，既经臣部奏定矣，而去冬忽改为貂褂。御门常服挂珠，既经臣部奏定矣，而初次忽改为补褂。以此等为尊君，皆于小者谨其所不必谨，则于国家之大计必有疏漏而不暇深求者矣。夫所谓国家之大计，果安在哉？即如广西一事，其大者在位置人才，其次在审度地利，又其次在慎重军需。今发往广西人员不为不多，而位置之际未尽妥善。姚莹年近七十，曾立勋名，宜稍加以威望，令其参赞幕府，若泛泛差遣委用，则不能收其全力。严正基办理粮台，而位卑则难资弹压，权分则易致牵掣。夫知之而不用，与不知同；用之而不尽，与不用同。诸将既多，亦宜分为三路，各有专责。中路专办武宣大股，西路分办泗镇南太，东路分办七府一州。至于地利之说，则钦差大臣宜驻扎横州，乃可以策应三路。粮台宜专设梧州，银米由湖南往者，暂屯桂林，以次而输于梧；由广东往者，暂屯肇庆，以次而输于梧。则四方便于支应，而寇盗不能劫掠。今军兴一载，外间既未呈进地图，规画全势，而内府有康熙舆图、乾隆舆图，亦未闻枢臣请出，与皇上熟视审计。至于军需之说，则捐输之局万不可开于两粤。捐生皆从军之人，捐资皆借凑之项，辗转挪移，仍于粮台乎取之。此三者皆就广西而言，今日之大计也。即使广西无事，而凡为臣子者，亦皆宜留心人材，亦皆宜讲求地利，亦皆宜筹画国计。图其远大，即不妨略其细微。汉之陈平，高祖不问以决狱；唐之房、杜，太宗惟责以求贤。诚使我皇上豁达远观，罔苛细节，则为大臣者不敢以小廉曲谨自恃，不敢以寻行数墨自取竭蹶，必且穆然深思，求所以宏济于艰难者。臣所谓防琐碎之风，其道如此。
又闻皇上万幾之暇，颐情典籍；游艺之末，亦法前贤。此好古之美德也。而辨之不细，其流弊徒尚文饰，亦不可不预防。自去岁求言以来，岂无一二嘉谟至计？究其归宿，大抵皆以“无庸议”三字了之。间有特被奖许者，手诏以褒倭仁，未几而疏之万里之外；优旨以答苏廷魁，未几而斥为乱道之流。是鲜察言之实意，徒饰纳谏之虚文。自道光中叶以来，朝士风气专尚浮华，小楷则工益求工，试律则巧益求巧。翰、詹最优之途，莫如两书房行走，而保荐之时，但求工于小楷者。阁部最优之途，莫如军机处行走，而保送之时，但取工于小楷者。衡文取士，大典也，而考差者亦但论小楷、试律，而不复计文义之浅深。故臣常谓欲人才振兴，必使士大夫考古来之成败，讨国朝之掌故，而力杜小楷、试律工巧之风，乃可以崇实而黜浮。去岁奏开日讲，意以人臣陈说古今于黼座之前，必不敢不研求实学，盖为此也。今皇上于军务倥偬之际，仍举斯典，正与康熙年三藩时相同。然非从容召见，令其反复辨说，恐亦徒饰虚文，而无以考核人才。目前之时务虽不可妄议，本朝之成宪独不可称述乎？皇上于外官来京，屡次召见，详加考核。今日之翰、詹，即异日之督抚、司道也，甫脱乎小楷、试律之间，即与以兵、刑、钱、谷之任，又岂可但观其举止便捷、语言圆妙，而不深究其深学真识[6]
乎？前者，臣工奏请刊布《御制诗文集》，业蒙允许。臣考《高祖文集》[7]
刊布之年，圣寿已二十有六；列圣《文集》刊布之年，皆在三十、四十以后。皇上春秋鼎盛，若稍迟数年再行刊刻，亦足以昭圣度之谦冲，且明示天下以敦崇实效[8]
、不尚虚文之意。风声所被，必有朴学兴起，为国家任栋梁之重。臣所谓杜文饰之风，其道如此。
臣又闻皇上娱神淡远，恭己自怡，旷然若有天下而不与焉者，此广大之美德也。然辨之不精，亦恐厌薄恒俗而长骄矜之气，尤不可以不防。去岁求言之诏，本以用人与行政并举。乃近来两次谕旨，皆曰黜陟大权，朕自持之。在皇上之意，以为中无纤毫之私，则一章一服，皆若奉天以命德，初非自执己见，岂容臣下更参末议？而不知天视自民视，天听自民听。国家设立科道，正民视、民听之所寄也。皇上偶举一人，军机大臣以为当，左右皆曰贤，未可也；臣等九卿以为当，诸大夫皆曰贤，未可也；必科道百僚以为当，然后为国人皆曰贤。黜陟者，天子一人持之；是非者，天子与普天下人共之。宸衷无纤毫之私，可以谓之公，未可谓之明也。必国人皆曰贤，乃合天下之明以为明矣。古今人情不甚相远，大率戆直者少，缄默者多，皇上再三诱之使言，尚且顾忌濡忍，不敢轻发苟见；皇上一言拒之，谁复肯干犯天威？如禧恩之贪黩，曹履泰之污鄙，前闻物论纷纷，久之竟寂无弹章，安知非畏雷霆之威而莫敢先发以取罪哉？自古之重直臣，非特使彼成名而已。盖将借其药石，以折人主骄侈之萌，培其风骨，养其威棱，以备有事折冲之用，所谓疾风知劲草也。若不取此等，则必专取一种谐媚软熟之人，料其断不敢出一言以逆耳而拂心，而稍有锋芒者，必尽挫其劲节而销铄其刚气。一旦有事，则满庭皆疲苶沓泄，相与袖手，一筹莫展而后已。今日皇上之所以使赛尚阿视师者，岂不知千金之弩轻于一发哉？盖亦见在廷他无可恃之人也。夫平日不储刚正之士，以培其风骨而养其威棱，临事安所得才而用之哉？目今军务警报，运筹于一人，取决于俄顷，皇上独任其劳，而臣等莫分其忧，使广西而不遽平，固中外所同虑也。然使广西遽平，而皇上意中或遂谓天下无难办之事，眼前无助我之人，此则一念骄矜之萌，尤微臣区区所大惧也。昔禹戒舜曰：“无若丹朱傲。”周公戒成王曰：“无若殷王受之迷乱。”舜与成王，何至如此！诚恐一念自矜，则直言日觉其可憎，佞谀日觉其可亲，流弊将靡所底止。臣之过虑，实类乎此。
此三者，辨之于早，只在幾微之间，若待其弊既成而后挽之，则难为力矣。臣谬玷卿陪，幸逢圣明若此，何忍不竭愚忱，以仰裨万一。虽言之无当，然不敢激切以沽直声，亦不敢唯阿以取容悦。伏惟圣慈垂鉴。谨奏。
[6]
“深学真识”，刻本《曾文正公奏议》作“真学真识”。
[7]
“《高祖文集》”，刻本《曾文正公奏议》作“《高宗文集》”。
[8]
“实效”，刻本《曾文正公奏议》作“实政”。
012. 谢署刑部左侍郎恩疏五月二十七日
奏为恭谢天恩事。
本月二十六日，内阁奉上谕：“刑部左侍郎王植[9]
未到任以前，着曾国藩兼署。”钦此。窃臣材本疏庸，识尤浅陋，无朱云之廉正，徒学其狂；乏汲黯之忠诚，但师其戆。荷鸿慈之曲被，极圣量之优容，清夜默思，果有何德，堪对君父！寸心自矢，要当竭愚以答生成。感激正深，悚惶无已。乃复仰荷恩纶，俾摄今职，实天良之难昧，闻宠命而若惊。惟有进思退思，无荒无怠，虽驽骀十驾，断难收追风逐日之功；而鳌戴三山，岂不知厚地高天之德？
所有微臣感激下忱，谨缮折恭谢天恩，伏乞皇上圣鉴。谨奏。
[9]
“王植”，据台湾“故宫博物院”《先正曾国藩文献汇编》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