003．致冯卓怀陈源兖[1]十月[2]
告自川到陕和自陕抵京时间，嘱陈源兖惩忿。
树堂、岱云两仁弟大人阁下：
在四川榜后发信，想收到。嗣于九月二十一日在川省起行，天气晴和，体亦爽快，间作打油腔几句，十月十六抵陕西省城。
见周贵，云八月初十在陈宅搬出，二十四出京，刻下饥寒交迫，国藩颇悯之。因得知老岱病后发胖，而岱夫人气痛颇不轻，窃谓忠臣孝子，自有鬼神呵护。岱夫人忠臣而侠烈者也，自当勿药有喜。前面与岱云谈时，曾称尊嫂为陈氏功臣。近闻又夺还铁券一次，吾不信也。果尔，则国藩临别曾嘱老岱惩忿，又忘之耶？自彼此病后，不啻一家骨肉，故敢道及，亮不见罪。
国藩订二十一在陕西起行，十一月十七八可到京。例不在自家下轿。子舟邀同住镇江会馆。若不然，则国藩在老岱宅住一宿耳。
临时再有信回，先此奉达。即请近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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冯卓怀，字树堂，湖南长沙人。曾为曾纪泽塾师，咸丰间官四川万县知县，后入曾国藩幕。陈源兖（？—1853），字岱云，湖南茶陵人，道光进士，授编修，旋任江西吉安知府、安徽池州知府。咸丰三年，太平军攻克庐州，自缢。
[2]
本篇原无时间，编在道光二十七年信中。据内容并参考其日记，可以肯定作于二十三年十月十七至二十日之间。004．复贺长龄[1]
谢其奖饰并陈存诚之思。
国藩顿首顿首耦庚前辈大人阁下：
二月接奉手示，兼辱雅贶，感谢感谢！过蒙矜宠，奖饰溢量。国藩本以无本之学，寻声逐响，自从镜海先生游，稍乃粗识指归，坐眢见明，亦耿耿耳。乃甫涉向道之藩，遽钓过情之誉，是再辱也。
盖尝抉剔平生之病源，养痈藏瘤，百孔杂出，而其要在不诚而已矣。窃以为天地之所以不息，国之所以立，贤人之德业之所以可大、可久，皆诚为之也。故曰：“诚者，物之终始，不诚无物。”今之学者，言考据则持为骋辩之柄，讲经济则据为猎名之津，言之者不怍，信之者贵耳，转相欺谩，不以为耻。至于仕途积习，益尚虚文，奸弊所在，蹈之而不怪，知之而不言，彼此涂饰，聊以自保，泄泄成风，阿同骇异。故每私发狂议，谓今日而言治术，则莫若综核名实；今日而言学术，则莫若取笃实践履之士。物穷则变，救浮华者莫如质。积玩之后，振之以猛，意在斯乎？方今时事孔棘，追究厉阶之生，何尝不归咎于发难者。彼岂实见天下之大计，当痛惩而廓清之哉！岂预知今日之变，实能自我收之哉？不过以语言欺人，思先登要路耳。国藩以兹内省早岁所为，涉览书册，讲求众艺者，何一非欺人之事？所为高谈今古，嘐嘐自许者，何一非欺人之言？中夜以思，汗下如霤。顷观先生所为楹帖“道在存诚”云云，旨哉其
然君子之言乎？果存诚而不自欺，则圣学王道又有他哉？镜海先生庶几不欺者也。倭艮峰前辈见过自讼，言动无妄，吴竹如比部天质木讷，贞足干事。同乡则黎月桥前辈至性肫肫，陈岱云行己知耻，冯树堂有志力学，皆勉于笃实者也。
国藩虽愚柔，既闻明训，敢不请事。若夫读书之道，博学详说，经世之才，遍采广询，自度智慧精神，终恐有所不逮。惟当谨守绳墨，不敢以浮夸导子弟，不敢以暴弃殆父母之遗体。其有所进，幸也；无所进，终吾身而已矣。辱承扶掖之盛心，恐不察其浅鄙而期许过实，故谨布一二，以为请益之地，亦附于《皇华》三拜之义云。书不宣尽，伏维垂鉴。国藩顿首顿首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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贺长龄（1785—1848），字耦耕，一作耦庚，号西崖、雪霁、耐庵，湖南善化人，嘉庆进士。道光元年任南昌知府，后历任江苏按察使、江宁布政使、贵州巡抚，道光二十五年擢云贵总督兼云南巡抚。曾主持编纂《皇朝经世文编》。005．致刘蓉[1]
论文与道，评先贤得失，提出文以载道，文道并重的主张。
去岁辱惠书，所以讲明学术者，甚正且详，而于仆多宽假之词，意欲诱而进之，且使具述为学大指，良厚良厚！盖仆早不自立，自庚子以来，稍事学问，涉猎于前明、本朝诸大儒之书，而不克辨其得失。闻此间有工为古文诗者，就而审之，乃桐城姚郎中鼐之绪论，其言诚有可取。于是取司马迁、班固、杜甫、韩愈、欧阳修、曾巩、王安石及方苞之作，悉心而读之，其他六代之能诗者，及李白、苏轼、黄庭坚之徒，亦皆泛其流而究其归，然后知古之知道者，未有不明于文字者也。能文而不能知道者或有矣，乌有知道而不明文者乎？古圣观天地之文、兽迮鸟迹而作书契，于是乎有文，文与文相生而为字，字与字相续而成句，句与句相续而成篇，口所不能达者，文字能曲传之。故文字者，所以代口而传之千百世者也。伏羲既深知经纬三才之道而画卦以著之，文王、周公恐人之不能明也，于是立文字以彰之，孔子又作《十翼》、定诸经以阐显之，而道之散列于万事万物者，亦略尽于文字中矣。所贵乎圣人者，谓其立行与万事万物相交错而曲当乎道，其文字可以教后世也。吾儒所赖以学圣贤者，亦借此文字以考古圣之行，以究其用心之所在。然则此句与句续、字与字续者，古圣之精神语笑胥寓于此。差若毫厘，谬以千里。词气之缓急，韵味之厚薄，属文者一不慎，则规模立变；读书者一不慎，则卤莽无知。故国藩窃谓今日欲明先王之道，不得不以精研文字为要务。
三古盛时，圣君贤相承继熙洽，道德之精，沦于骨髓，而问学之意，达于闾巷。是以其时虽罝兔之野人，汉阳之游女，皆含性贞娴吟咏，若伊莱〔莘〕、周召、凡伯、仲山甫之伦，其道足文工，又不待言。降及春秋，王泽衰竭，道固将废，又亦殆殊已。故孔子睹获麟，曰：“吾道穷矣！”畏匡，曰：“斯文将丧！”于是慨然发愤，修订六籍，昭百王之法戒，垂千世而不刊，心至苦，事至盛也。仲尼既没，徒人分布，转相流衍。厥后聪明魁桀之士，或有识解撰著，大抵孔氏之苗裔，其文之醇驳，一视乎见道之多寡以为差。见道尤多者，文尤醇焉，孟轲是也；次多者，醇次焉；见少者，文驳焉；尤少者，尤驳焉。自荀、扬、庄、列、屈、贾而下，次第等差，略可指数。
夫所谓见道多寡之分数何也？曰：深也，博也。昔者，孔子赞《易》以明天道，作《春秋》以衷人事之至当，可谓深矣。孔子之门有四科，子路知兵，冉求富国，问礼于柱史，论乐于鲁伶，九流之说，皆悉其原，可谓博矣。深则能研万事微芒之几，博则能究万物之情状而不穷于用。后之见道不及孔氏者，其深有差焉，其博有差焉。能深且博而属文复不失古圣之谊者，孟氏而下，惟周子之《通书》、张子之《正蒙》，醇厚正大，邈焉寡俦。许、郑亦能深博，而训诂之文，或失则碎。程、朱亦且深博，而指示之语，或失则隘。其他若杜佑、郑樵、马贵与、王应麟之徒，能博而不能深，则文流于蔓矣；游、杨、金、许、薛、胡之俦，能深而不能博，则文伤于易矣。由是有汉学、宋学之分，龂龂相角，非一朝矣。仆窃不自揆，谬欲兼取二者之长，见道既深且博，而为文复臻于无累，区区之心，不胜奢愿，譬若以蚊而负山，盲人而行万里也，亦可哂已。盖上者仰企于《通书》、《正蒙》，其次则笃耆〔嗜〕司马迁、韩愈之书，谓二子诚亦深博而颇窥古人属文之法。今论者不究二子之识解，辄谓迁之书，愤懑不平；愈之书，傲兀自喜。而足下或不深察，亦偶同于世人之说，是犹睹《盘》、《诰》之聱牙而谓《尚书》不可读；观郑、卫之淫乱，而谓全《诗》可删，其毋乃漫于一概而未之细推也乎？
孟子曰：“君子所性，虽大行不加焉，虽穷居不损焉。”仆则谓君子所性，虽破万卷不加焉，虽一字不识无损焉。离书籍而言道，则仁义忠信反躬皆备，尧舜孔孟非有余，愚夫愚妇非不足，初不关乎文字也。即书籍而言道，则道犹人心所载之理也，文字犹人身之血气也，血气诚不可以名理矣，然舍血气则性理亦胡以附丽乎？今世雕虫小夫，既溺于声律绘藻之末，而稍知道者，又谓读圣贤书，当明其道，不当究其文字，是犹论观人者，当观其心所载之理，不当观其耳目言动血气之末也，不亦诬乎？知舍血气无以见心理，则知舍文字无以窥圣人之道矣。
周濂溪氏称文以载道，而以“虚车”讥俗儒。夫“虚车”诚不可，无车又可以行远乎？孔、孟没而道至今存者，赖有此行远之车也。吾辈今日苟有所见，而欲为行远之计，又可不早具坚车乎哉？故凡仆之鄙愿，苟于道有所见，不特见之，必实体行之，不特身行之，必求以文字传之后世。虽曰不逮，志则如斯。其于百家之著述，皆就其文字以校其见道之多寡，剖其铢两而殿最焉。于汉、宋二家构讼之端，皆不能左袒以附一哄；于诸儒崇道贬文之说，尤不敢雷同而苟随。极知狂谬，为有道君子所深屏，然默而不宣，其文过弥甚。聊因足下之引诱而一陈涯略，伏惟悯其愚而绳其愆，幸甚幸甚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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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蓉（？—1873），字孟容，号霞轩，湖南湘乡人。咸丰初佐罗泽南治团练，咸丰四年从曾国藩戎幕，次年领罗泽南湘左营，咸丰十一年擢知府，寻任四川布政使、陕西巡抚，后免官。